公交当诗歌面对无边的现实

当下作家、诗人正置身于复杂的现实生活之中，这是一种“无边的现实”： 崇高的、虚假的、强悍的、迅疾的、莫测的、极度信息化的……汹涌而来。可以说，生活的复杂性对作家的表达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现实、抒写现实，就变成摆在每一位诗人面前的课题。

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优秀的诗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牢群众观念们总是将自己的心灵与时代变迁、家国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需要继续诞生有活力、有良知、有方向感的诗人，否则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就容易被消费文化所吞噬、埋葬。基于此，诗人需要建立起两种关联：与词语建立的“幸福的关联”，与无边现实建立的“痛苦的关联”。这种“痛苦”其实是诗人的荣幸与，也是语言作为“道德之首”的。

因此，面对“无边的现实”，诗人们不应该采取“规避”的态度。然而，一些诗人也在积极地书写现实，但这种“现实”却不那么令人感到真切。比如面对一些灾难事件，他们会轻易陷入对灾难的即时的、未经审视的反应和表达，进行一种娴熟的“体”写作。这种写作遮蔽了死者的面容和身躯，遮蔽了人的真实内心。当死亡人数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事件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还有一些诗人，他们执著于对彼岸世界的追寻，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但是，从来不存在一种凌空蹈虚的“超越”，也不存在一种失去了基石的“精神构建”。有些人喜欢说诗歌是“离地万里”的艺术，但它的另一个伟大向度是“掘地三尺”。所以，诗是“根”与“翅”的混合体，是“超越”与“非超越”的一场漫长角力。

现在，诗歌远离了“圣言时代”，诗人已不是“世界的立法者”。因此，与其说诗歌是预言和告诫，还不如说是见证与提醒。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诗人们要“把诅咒变成葡萄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生存体验和负面经验进行赞歌式的转化，也不是像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所质疑的那样 描述“直接与恶相对应的那种远非高层次的善”，而是将它们转化为一种语言的、内心的、生存的力量，并且，在说出足够多的“不”之后，更加有力地说出“是”。

面对“无边的现实”，我们需要杜甫式的诗人，需要穆旦所说的“时代作品”。穆旦在给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

作为灵魂的客观物，一种向内、向外的艺术，今天的诗歌，是这个高度媒介化、极度现象化的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反抗遗忘，抵御野蛮裹挟，确立并更新自我，免于心灵碎片化的一种力量。今天的诗人，在努力修复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以“在场”而非“抽身”的方式获取滋养与力量。面对“无边的现实”，我最后要引用歌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每一次健康的努力，都是从内心导向外部世界……”

（：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