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的幸福指数有多大

小车的幸福指数有多大？

记得八十年代北京城里私人能有辆从波兰易货来的126P超微车已经相当自得，那时桑塔纳的身价堪比当时的尼桑公爵、丰田皇冠；相隔十年，私人有辆从东欧易货来的FIAT的UNO非常光鲜；再隔十年，捷达、宝来等都属于京城中百姓的普及性轿车了。中国人的消费观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与欧洲与日本渐行渐远。在中国乘用车市场中，微型轿车与小型轿车充当不了金字塔宽大的塔基，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处境，支撑不了国民车的梁柱。幸亏今年国家对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扎下一剂强心针，终于让小车抖擞了一把。等今年底特殊优惠政策嘎然而止，不知明年小车市场尚能坚否？

在中国小车消费决不是单一随购买力因素所决定的行为，更多受到社会意识、价值观等其他因素所左右。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诞生全球几大汽车巨头的日本，国名收入水平不亚于美国，其国内市场汽车销量中居然超过一半是小排量的车，这不能简单用油价较贵或对小车有各种税费优惠来解释。如果国内进一步加大对小型车的税费补贴等购买与使用上的政策优惠，有能力购买奥迪、宝马的用户会改换门庭去首购小型车吗？答案是绝对不会的。因为汽车档次升级到了中档车以上，车的本质就开始异化了，已经脱离了交通代步工具的原始属性，进入到一个文化消费的层面。所谓“金砖四国”都具有这种汽车消费特征。欧美达到国家其实也经历过汽车消费导入期的特征，不过从上世纪的前三十年完成了从“身份车”到国民车的转型。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年代福特T型车开创了美国的汽车普及化历史，也看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希特勒倡导把“大众”车型作为德国国民车标杆的陈闻。

在中国要让小车成为“习惯性”消费主流，除了各种政策的扶持倾斜、油价暴涨因素能直接或间接有效推动外，达到欧洲与日本的“小车当家”的程度起码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转化；另外，能够提升小车销量比例的奇招就是要把小车设计尽量做到象大众甲壳虫、宝马MINI、奔驰smart菲亚特500那种境界，超越小车的代工工具属性，变成一种万人喜爱的时尚宠物。总之，要让更多人不是出于价廉买小车，而是出于真心喜爱去购买，所以把小车设计成一种时尚宠物，就可有效地规避掉小车的“阶级属性”，车主也不会因买小车而有自惭形秽的心理压力。目前我们欣慰地看到自主品牌车企已经开始“上道”了，华晨的FRV、比亚迪的Fo、吉利的熊猫、奇瑞的五娃等较能体现出造型与内饰的美观、人机界面合理等要素的整合，具有能与合资产品或进口产品抢占地盘的实力基础。但是，小车（包括微车）在中国轿车族群中的地位仍处于位卑状态，因此，最大的几家自主品牌轿车企业内销盘子充其量也只能在二~三十万辆摆幅上徘徊，每家再上个十万辆台阶非常困难，盖因小车消费不托底。　　　　平时在国内每年也难有机会摊上一回驾乘Aoo级以下的车，许多次去参观北美车展，当地朋友总换着花样借来最新款型的卡迪拉克豪华版SUV的SRS或者别克SUV的昂科雷等供我们天天来回乘坐，几年前与几位朋友飞抵洛杉矶，仰融派了两辆奔驰500来接，但有时自己单飞到德克萨斯，搭乘定居那里的北京熟友有二十年以上车龄的破旧丰田Corolla四处转悠，无所顾忌，不觉什么别扭。你到一个与你无关的地界，车就纯粹是一种交通工具了。

这次在滇西南与乐驰小车相处十天，总算有机会感受这类小车。说实话，从开始对小车压根就没有什么驾乘乐趣上的任何期待，因为大家的兴趣点是聚焦在未踏勘过的滇西南的奇风异景的期盼上，车不过是带你去所憧憬的彼岸的交通工具。正因为对小车的性能本没有“非份之想”，所以越往版纳越热之时，觉得乐驰能快速地吹出阵阵凉风更感惬意，因为十几年前使用过的1升夏利车的空调效果记忆仍残存；在某公路段因塌方修路而临时改道到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颠簸几十公里后，对乐驰的悬挂性能倒有了一份意外之喜；对小车的好感就是如此与日俱增，最终通过上千公里的陪伴还是认可了乐驰可以成为长途旅行的可靠交通工具。当然也没指望过4~5万元小车能给你更多的惊喜，仅仅看做一辆可靠的车旅代步工具，把你从A处送达B处；除非车主要顾及其生活与工作圈中的社会形象，或者确实酷爱汽车某些超凡的机械性能，那就有必要购买价格不断翻番的汽车。

当我们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甚至是一个远离大都市的偏远之地，不管你开的是一台X5或XC70还是乐驰，路上的村民并不会多看你一眼，他们有自己的生计要忙活，也没有车厂培养他们充当品牌“反光镜”的角色，不象大城市的市民被各种媒体信息所包围，辨识某些名牌和品牌似乎成为小资们主动追学的必修课。越往山里去，心情越宽松，什么东西只要好使就行，沿途的饭食只要做得好吃就行，车只要不出毛病能带到目的地就行，人变得越来越没“追求”，一切顺其自然，两眼分别聚焦在当地风土与乡情了解的两个目的上。

当我们一行人把车停在茶马古道起点之处-易武的古镇的坡脚下，拾级而上穿过村落的许多房屋，到达坡顶平地上，看到一所小学校前雨后的积水塘里一群孩子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在黄泥浆水塘中水仗打得不亦乐乎，笔者伫足一直观察这幅形象生动的画面，在我们参观过坡顶的几个纪念碑后下来时，看到这群孩子坐在水泥地上入神地玩起了另一种游戏，个别孩子捡了一块废泡沫板插入一根竹竿成了一把剑，奔跑挥舞，尽兴逐乐。作为旁观人不禁想起人的快乐到底是建立在具体的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在城里孩子躲之不及和嫌脏的泥浆水塘却成为乡村孩子玩耍的快乐场所，对于孩子的快乐，相应的环境和物质条件却有如何天壤之别，这就引出一个疑问，人快乐非得建立在某种物质化的基础之上吗？在北京“欢乐谷”一个孩子花掉门票4百多元所获得的快乐指数一定比在乡村水塘里戏耍的玩童要高吗？

回京后我从硬盘上调出在瑞士日内瓦城里闲逛时拍的孩子们的玩乐、在伊斯坦布尔某清真寺游玩的土耳其女孩们快乐表情、在日本名古屋汽车博物馆里听讲的小学生们兴致勃勃的场景，从比对中看出，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但在轻松气氛中，孩子们的快乐程度几乎相同。联想到有车可用就有了一个较高的幸福指数，毕竟有了自己可主动掌握的出行时间、地点、节奏和活动范围，有车与没车是一个质的跨越，而有什么样的车则是一个量的渐变。一辆小车在握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很大的惊喜，有车是主要的，有什么样的车倒是次要的。而在大都市里，汽车的社会“装饰效应”过强，也许次序会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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