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难以承受之重拳

核心提示:在这样的背景下，18个被道路上的摄像头拍下的先后途经现场的人成了道德法庭审判的对象，人们开始讨论，他们是否应该为其冷漠承担刑责？

小悦悦事件的巨大影响力在于，不清晰的图象非常清晰地映照了路人的冷漠和无情。当全球每台电脑都在无数遍地播放这段视频时，当所有媒体都在头条刊登这条并发出强烈震惊和质疑时，相信被刺痛的是所有人的道德神经。

在这样的背景下，18个被道路上的摄像头拍下的先后途经现场的人成了道德法庭审判的对象，人们开始讨论，他们是否应当为其冷漠承担刑责？

其实，这种冷漠，每时每刻都发生在世界各地。没有人赞美这类冷漠，但也没有人能阻挡这类冷漠，法律也不能。原因仅仅在于，法律不能将有特定义务人的推及到那些不特定的多数人。虽然，那些人，当他们可以但却没有主动或拒绝伸出支援之手去协助、去扶助、去关爱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时，他们会遭受他人和自己内心的谴责。

所以，当全社会都去谴责18名路人时，人们更需要厘清与此有关的法律关系，健全相应的社会服务和法律体系，而不是用路人去取代应有的国家亲权、父母监护及社会保护和救助。其中，从专业技术上说，由政府拨款，让各类公立和私营机构对社会公众开设急救培训课程，使紧急救助成为一项专业技术和能力（具有急救知识和CPR认证），与具有道德上的高尚一样重要。

就在加拿大各大主要媒体围观小悦悦事件的同时，2011年10月20日，媒体披露了在尼亚加拉瀑布区一家医院的大堂内发生的一件 冷漠事件 ，这让加拿大社会诸多指责 18路人 的人尴尬不已。

那是2011年10月8日，82岁的华莱丝前往大尼亚加拉全科医院探望病危丈夫，在准备离开医院时突然跌倒，事发地点在医院内，距离急诊室不过50码。其间，她伏在地上，右手臂擦伤。当时进出医院的人都停下脚步定睛看着她。1名保安由急诊室喊来两名护士，但两护士谢绝协助，声称要等救护员抵达。有人用一块污秽的毛毯包着华莱丝的头部，保安则用纸巾替她拭去鲜血。她倒在地上差不多 0分钟后，1名矫形外科医生刚巧途经现场，在助手协助下，将华莱丝安顿在一张轮椅上。不久，救护车赶到，他们由附近的圣卡芙莲市前来。

与小悦悦事件有所不同的是，老妇人在医院摔倒没有得到及时救助，人们的愤怒不是指向那些路过却没有停下脚步的人们，而是指向了医院的救助体系。正如安省卫生厅长所说，这种情况令人极度失望和难以接受，是因为老人完全没有享受到公众预期应该得到的护理。在被质问为什么医院职员会要求跌倒在医院的老人致电救护车时，尼亚加拉保健络监督史密夫医生表示，那可能是医院原有的规定。他表示，事情的产生是由于员工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按规定当有人在医院受伤时，员工应立即发出知会，通知救护小组前来救助。多家医院医生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检讨是，在医院范围内即便是在停车场发生的紧急事故，医院都应当提供实时支持，如果医院范围较大，也应当致电救护车送病人前往急诊室。显然，就救助主体和范围进行讨论有助于防范类似事件再次产生。

显而易见，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亦或是其他人在需要救助时，社会应当且能够提供及时、专业、周到的救助服务是第一要务。负有监护的人在法律规定之下提供恰当、合适的监护服务是避免紧急事件产生的最好防范。而替代父母及法定监护服务的社会机构监护则是健全监护体系的后盾。

特定人 救助之法例和实践

笔者在加拿大多次见到这种紧急救护的场景。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岁末，参加圣诞大游行时，目击了一位老人不堪寒冷和久站而晕倒时的救护过程。当时，人群中的一名长者突然晕倒。在人们的一片惊呼声中，没有人立即去搀扶老人，而是自动让开一条路，让及时赶到的警员、救护人员（出现任何车祸时，会有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及拖车同时抵达）进场。警察围起人墙，保持秩序，救护人员取下可以方便穿越人群的小型担架。经过紧急救护，老人苏醒过来，经一再确认老人无碍后仍然将老人扶到救护车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全部处理进程不超过10分钟。

诚然，有了这样的社会服务体系，路人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作为普通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对这个社会在紧急情况下所发生的事件需要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比如在确认事件性质后，拨打社会救助，进行专业能力基础上的救助，充当事件的目击证人等等。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小悦悦事件中路人应当做、也可以做的，但要求其由于没有履行这样的道德义务而承担法律，是不现实的。

在不少国家，当路人被置于特定事件或特定场合时，也有被 特定化 的可能，即当其与被救助人处于一种 特殊关系 时，应承当相应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车祸现场，许多国家法律都要求在现场人士除了自身处于危险外，参与包括报警、救助等工作而不能因个人原因（如有急事等）离开。

依照《加拿大航空法》，飞机驾驶员处于出事地点收到求助讯号的，被强迫要求参与救援。《魁北克民法典》也规定，每个人除非本身处于危险之中，都应当报警或给予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另外一人以必要的救助。但是，正如救援理论所研究和揭示的那样，因此而受到法律追究并承当的案例极其罕见。

在普通法中，对形成 特定关系 的双方，规定其有法律义务实行救助。比如，家长与未成年子女、雇主与雇员、业主与受邀客人、学校老师与学生、司机与乘客、夫妻或同居双方、急救人员与被施救者。不实行救助的法律义务，就必须承当。再比如，四川地震中那个著名的范跑跑先生就难辞其咎。在普通法中，对造成危险且负有的人拒不负救助义务是作为一项罪行来指控的，如肇事司机，必须尽其所能去救助因车祸处于危险中的人。反之，不负有法律的人就没必要承担，比如，邻居家的小孩偷偷来到业主家的游泳池游泳造成溺毙，业主没必要承担。如果业主在公道的情形下实施了救助，也不会由于救助不成功而被诉。

现状与争议道德与法律各行其道

刚到加拿大时，人们得到的最多告诫是别让你的12岁以下的孩子独处。来久了，才知道这个有关年龄的规定也是不确定的。实际情况是，那看上去比较含混的规定比12岁的年龄限制要严格得多。比如，安省《儿童保护法》的规定是 16岁或以下的孩子独处时，监护人必须提供当时情况下适当的监管和看护 ，与此相对应的考量是，孩子可以独处的年龄不是取决于法律如何规定，而是取决于孩子的独立性和适应能力。所以，当处于监护期的孩子有疏于监护的情况产生时，监护人便会丧失其监护权；当孩子由于疏于监护产生安全事故时，包括父母在内的监护人必须承担刑事。

中国的法律对小悦悦父母的疏忽是不可能进行指控的，人们不愿看到他们在失去爱女后再一次承受刑罚之痛。然而，没有这类痛，就不可能真正树立起监护人之责。因此，在建立完善的以儿童保护为核心的社会监护体系之前，落实父母及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法律，对儿童来说，是最为实际和有效的举措。

中国国家卫生部在2011年曾发布《老年人跌倒救助指南》和系列儿童事故救助指南，这应当是迄今为止最应当做的事情之一。除此之外，还应当去做实实在在的广泛的培训，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紧急救助知识和能力，获得救助证书。这比以严刑峻法去处罚路人更加实际，也更能解决问题。

如果说道德滑坡是事实、群体冷漠是现实，那末，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不是路人的因为路过而承当刑事，如是，不是比 连坐 还严酷吗？许多人在观看小悦悦视频时，都会自问：我会怎样处理？事实上，许多人都说过，想去救助，但不知道该怎么办。相信人们可以从这个自问中找到路人是不是应当承当刑责的答案。

与救助相关的是有关帮扶老人反被诬为加害人的案例，施救者到底是加害人还是道德高尚者成为案件的争辩焦点。有关事实和证据不在本文讨论范畴，或许法院对证据的盖然性的运用上有可商榷之处，但就此指责说是这些判决致使了全社会道德的滑坡显然属于打错了靶子。

不错，司法应当具有输送正义的功能，并成为维系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最后屏障，发生在老人和扶助者之间的事件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而变得扑朔迷离，法院判词（如彭宇案）中所应用的高度盖然性证据规则和证明仿佛走得太远了，但是，想当然地认为彭宇们就是救助者似乎也有些一厢情愿。而法院的判决也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救助的基本要求：力所能及（、呼叫都是很好的方法）、专业（具有相干证书和知识）、证明（尽量保全证据，或者充当目击证人）。理性地看，这并不过分。

从这1意义上说，针对诸如老人跌倒的紧急事件，不鼓励轻易去扶起老人，何尝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专业救护角度而言，这无疑是道德的，对老人，对救人者，对老人家属，都需要有这样的认知。在这方面，建立和落实社会救护体系，进一步明确救助机构和特定关系人的法律，并在侵权行为法中将救助机构的延迟和疏忽予以强化，才是现实的应对之策，才是需要救助者的福音。至于见义勇为，与正在产生的危及他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行动殊死搏斗，那样的好事，值得尊敬，但不应鼓励和推行，社会不会因此而道德低下，或者说，这与道德是两回事。国外法例一般强调，在自身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尽救助，就是这个道理，做好事，仅有好心是远远不够的。